King’s College London 與 Cranfield University 校長 Karen Holford（左）及 Shitij Kapur（右）在宣布合併提案時合影。
英國 King’s College London 與 Cranfield University 宣布合併的舉動，不僅僅是校務整併或財務策略，而是明確地以「支援國家能力（national capability）與韌性（resilience）」為目標。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報導指出：「大學是國家最重要的戰略資產之一」；兩校合併旨在結合國防戰略研究與工程技術力量，以在太空、能源、先進製造及安全防衛等領域「強化英國的國家能力」。
King’s 聚焦公共政策、國際關係與安全研究，Cranfield 擅長航太工程與防務科技，兩者互補，旨在為英國培育跨領域人才、加速科研成果應用，並提升「國家安全與韌性」。
英國政府與學界在論述中多次提及「國家能力」、「韌性」、「主權能力（sovereign capability）」和「安全與防務」等詞彙，反映出高等教育已被納入國家競爭力與安全政策架構。
在此之前，西方國家的高教體系大致沿襲冷戰時期分工：基礎科學和戰略研究由綜合大學與政策研究機構負責，工程技術則由理工學院與工業界主導，國防研發多依賴軍方單位和承包商（如美國的國防部實驗室或聯邦資助研發中心）。二戰後及蘇聯發射「史潑尼克」人造衛星之後，政府對科技的投入曾出現「爆發式」成長—例如當年的曼哈頓計畫和美國太空競賽，就把大學科研與軍事需求緊密結合，在全球化盛行時期，多數政府假設科技與人才會自由流動，對外國供應鏈依賴度高，國際合作被視為降低衝突並增進創新的途徑。
新時代的科技與安全挑戰
近期形勢已經改變，低軌道衛星系統將通訊、導航、物流、金融與軍事指揮緊密結合；人工智慧快速融入情報分析、自主武器和決策系統；半導體與先進製造成為地緣政治核心；無人機技術從商業農業和物流拓展至戰場；網路安全、量子科技與太空科技亦逐漸納入國家韌性與經濟安全框架，如歐盟報告所指出，先進半導體、人工智慧與量子科技等「關鍵技術」具有高度的「民用與軍用融合風險（civil-military fusion）」。
在這些領域中的創新，往往同時服務於民生與軍事兩種目的。例如，同一套低軌衛星通訊網路，既可提供偏鄉寬頻，也能支援前線軍通；相同的 AI 影像分析模型，用於城市交通監控亦可應用於偵測軍事部署。商業太空逐漸形成龐大產業後，政府必須重新思考太空科技的治理方式，彷彿太空經濟已成為一個獨特的「戰略經濟領域」，影響從網際網路連接到物流再到災害救援等多個層面，這些轉變使得科技創新的分野越來越模糊，促使各國共同檢討出口管制、研究安全與供應鏈韌性策略。
各國高教與國防整合案例
這種趨勢在全球主要國家均有反映，英國的 King’s 與 Cranfield 合併案即是典型：King’s專精公共政策、國際安全研究，Cranfield則以航太、自主系統和試驗設施見長；兩校早已參與英國國防學院的教研合作，合併後等於將國家級的戰略教育與先進工程能力正式制度化。此外，英國高層聲明明確指出，合併將擴充英國在應用工程、新環境科技與國家安全上的「能力與韌性」。
美國也呈現類似格局：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卡內基美隆大學，透過其軟體工程研究所（SEI）與資訊安全研究所（CyLab）等機構，形成從基礎研究到政策支援再到任務導向工程的完整鏈條。SEI本身就是由國防部資助的聯邦研發中心（FFRDC），長期負責國防軟體工程與資安方面的研究與治理工作。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喬治亞理工學院下屬的喬治亞理工研究所（GTRI）則是一個大規模的應用研究中心，擁有800多名研究人員，年研究經費超過8億美元，涵蓋傳感器、武器系統、電子戰、自主系統以及測試驗證等國安領域。
Purdue University 普渡大學近年則在印第安那州與美國海軍印第安納州田納西洋面戰艦試驗中心（NSWC Crane）建立合作節點（Purdue@Crane），專注高超音速、可信微電子及半導體等國防關鍵技術。
這些其實只是冰山一角，美國多所頂尖大學透過建立專門研究所、聯邦資助中心或與國防機構共址等方式，將研究、工程與政府需求緊密結合。
法國的模式更接近「國家工程體系」：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與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聯盟（Institut Polytechnique de Paris）長期與國防部及軍備總署（DGA）緊密合作。
2025 年法國防長親自出席 Polytechnique 校內國防研究機構揭幕，稱該機構將作為「國防部與 Polytechnique 之間的橋梁」，匯集工程師和科學家攻關 AI、網安、量子等「與國防主權息息相關的技術」，成為武裝部隊創新的關鍵環節。該校自 2020 年起已大幅強化與國防部門的聯繫，幾乎將工程教育與軍事需求完全整合。
持續大幅擴張軍事力量，威脅印太與世界和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明文實行「軍民融合」政策，將教育、科技、軍工與產業納入同一戰略體系。所謂的「國防七子」（七所國防科技大學院校）實質上是隸屬工信部、受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監管的教育單位，它們早已自認是「國防系統的一部分」，數萬名畢業生直接進入軍用技術領域。如同研究機構所分析，中國不少高校已轉型為「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單位」，與國防工業的合作和跨領域研究密不可分。
這顯示全球主要國家都在縮短戰略決策與技術研發之間的距離，將大學視為國家競爭力和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業太空浪潮下的雙重用途挑戰
商業太空發展的加速更進一步推動了高教與國防的融合，過去20年間，政府主導的航太計畫讓路給民間資本，如今商業低軌衛星、遙測與太空物聯網等市場蓬勃興起，根據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報告，先前政府主導的太空領域已演變為「一個新興的經濟領域」，民間企業主導的太空系統對地球經濟影響日益擴大。
這意味著太空技術，通訊、導航、監測等——幾乎全都具有軍民兩用特性。美國前政府官員近期簽署行政命令，強化商業航太發展與監管，明確將太空經濟列入國家競爭策略的一環。
隨著歐盟和美國把半導體、AI、量子等技術納入經濟安全與國防科技戰略，高等教育體系自然被視為供應鏈和技術研發的節點。也因此，近年政策文件中不斷出現「技術主權（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關鍵技術風險」等語彙，顯示大學研究直接關聯國家戰略利益。
研究開放與安全管控的平衡
然而，將高校納入國家安全框架也帶來挑戰：如何在維持學術開放與強化研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如果範疇不清，原本開放的基礎研究環境可能受到限制，國際合作與人才流動也恐遭阻礙。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以及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IS）近年持續強調研究安全的重要性，但也反覆提醒不要因過度安全化而扼殺創新與合作。正如美國研究政策高層所言，美國的研究安全指導原則之一就是「保護美國的安全與開放性（Protect America’s security AND openness）」，同時確保政策不因防範風險而「滋生排外或偏見」。
歐洲學界也提出，「研究安全就像學術自由與開放科學一樣，是大學和政府的共同責任；不應只關注單一方面，而犧牲其他價值」。CESAER等科研組織強調，「在追求研究安全的同時，必須同時兼顧學術自由、開放合作和制度自主」，過度管制反而違背科學創新的初衷。
因此，成熟的制度設計往往採取分層治理的方法：根據機密程度和用途區分不同研究類型，一方面支持開放的基礎研究，另一方面對涉及關鍵技術的項目實施出口管制或保密管理。這也是為何美國等國通常不是推動大學全盤軍民合一，而是通過建立應用研究中心、國家實驗室、聯邦資助研究中心（FFRDC/UARC）或共址研發節點等方式，逐步將關鍵能力鏈接起來，以兼顧開放與安全。例如，卡內基梅隆的 SEI 和 CyLab，喬治亞理工的 GTRI，以及普渡大學在 Crane 的常駐研究所等，都在平行於大學體制之外形成了軍民融合的橋梁。
專家建議，以「在可能時盡量開放，在必要時適度保密」作為原則，並制定清晰規範：哪些研究屬於絕對開放、哪些需技術管制、哪些必須保密，以及哪些可以與特定國家合作，讓大學在新格局下有可遵循的紅綠燈。
台灣的機遇與挑戰
對台灣而言，這些趨勢尤為迫切，台灣同時處於半導體、人工智慧、商業太空及無人機等科技前沿地帶，未來的國家競爭力將取決於人才培育、研發能力、產業實力與國家戰略能否緊密串接。
總統賴清德在 2024 年就職演說中，提出「五大關鍵產業」發展策略，明確將半導體、AI、國防和資安等納入「國家信賴產業」，立志成為民主體系的「可信賴技術夥伴」，並強化國家安全與韌性。
例如，台灣軍工計畫已將國產無人機納入發展重點，並與半導體及資通產業合作，欲建立自給自足的防禦供應鏈。未來十年競爭格局下，大學所面臨的不再僅是招生名額、學術排名或研究論文數量，而是如何在學術開放與國家安全需求間建立新的平衡。
或許我們可以考慮以下方向：
深化學研軍合作機制：成立專責的「國家級研究中心」或聯盟，聚焦半導體、AI、航太等關鍵領域，促進政府、企業與大學的協同創新，鼓勵大學設立應用研究院或聯合實驗室，依需求快速轉譯研發成果。
分類管理與風險評估：針對不同科技領域與合作對象，推動研究安全分級制度。建立健全的出口管制與風險評估流程，確保關鍵技術不被敏感外流，同時保持對國際合作與人才引進的透明度與彈性。
人才與課程培育：在高等教育課程中融入國防與太空科技元素，例如設立跨領域碩博士專班、實戰模組訓練，以及與國防部門合作的職涯管道，培養「技術＋戰略」複合型人才。
國際合作與夥伴關係：善用臺美、臺日、臺歐盟等學術合作平台，交流防衛科技與供應鏈策略，並參與國際大學研究聯盟與國防科技合作計畫。在合作中同步強化研安措施，確保合作成果服務台灣的戰略利益。
維護學術自由與開放：研究安全政策不應成為科研壁壘，政府與大學應公開制定規範、溝通原則，引導教師和學生遵守同時不抑制創新。強化法規與指引的配套（如修法明確基礎研究定義、完善學術倫理教育），在必要時保護科研不受短視的政治干預。
從 King’s 與 Cranfield 兩大英國名校的合併案例來探討，並非應理解成會是全球高教體系的終極走向，而是各國調整高教、科技與國家安全關係的一個縮影。
當國際競爭從單純市場爭奪轉向供應鏈、技術主權與國家韌性較勁時，各國大學正悄然轉變其角色定位。對台灣而言，認清此一潮流、並適時調整本土的教育與研究體系架構，是未來維繫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並在國際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