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nfield University 與 King’s College London 校長 Karen Holford（左）及 Shitij Kapur（右）在宣布合併提案時合影。
英國 King’s College London 與 Cranfield University 宣布合併，著眼的不只是校務整併或財務策略，兩校明確把「支援國家能力（national capability）與韌性（resilience）」當成目標。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報導指出：「大學是國家最重要的戰略資產之一」；兩校合併是要結合國防戰略研究與工程技術的力量，在太空、能源、先進製造與安全防衛等領域「強化英國的國家能力」。
King’s 專長在公共政策、國際關係與安全研究，Cranfield 擅長航太工程與防務科技，兩校互補，目標是為英國培育跨領域人才、加快科研成果落地，並提升「國家安全與韌性」。
英國政府與學界的論述中，「國家能力」、「韌性」、「主權能力（sovereign capability）」與「安全與防務」等詞反覆出現，可見高等教育已經納入國家競爭力與安全政策的架構。
在此之前，西方高教體系大致沿用冷戰時期的分工：綜合大學與政策研究機構負責基礎科學和戰略研究，理工學院與工業界主導工程技術，國防研發多半仰賴軍方單位和承包商（如美國國防部實驗室或聯邦資助研發中心）。二戰後與蘇聯發射「史潑尼克」人造衛星之後，政府的科技投入曾「爆發式」成長，當年的曼哈頓計畫和美國的太空競賽，就把大學科研與軍事需求緊緊綁在一起。到了全球化盛行的年代，多數政府假設科技與人才會自由流動，對外國供應鏈依賴度高，也把國際合作看成降低衝突、促進創新的途徑。
新時代的科技與安全挑戰
近年情勢已經改變：低軌衛星系統把通訊、導航、物流、金融與軍事指揮緊密串在一起；人工智慧快速融入情報分析、自主武器和決策系統；半導體與先進製造成為地緣政治的核心；無人機從商業農業和物流走上戰場；網路安全、量子科技與太空科技也逐步納入國家韌性與經濟安全框架。歐盟報告就指出，先進半導體、人工智慧與量子科技等「關鍵技術」有高度的「民用與軍用融合風險（civil-military fusion）」。
這些領域的創新，往往同時服務民生與軍事。同一套低軌衛星通訊網路，能提供偏鄉寬頻，也能支援前線軍事通訊；同一個 AI 影像分析模型，能監控城市交通，也能偵測軍事部署。商業太空長成龐大產業後，政府必須重新思考太空科技的治理方式，太空經濟幾乎成了一個獨立的「戰略經濟領域」，從網路連線、物流到災害救援都受影響。科技創新的分野越來越模糊，各國也因此一起檢討出口管制、研究安全與供應鏈韌性策略。
各國高教與國防整合案例
主要國家都看得到這股趨勢，英國 King’s 與 Cranfield 合併案就是典型：King’s 專精公共政策與國際安全研究，Cranfield 以航太、自主系統和試驗設施見長；兩校早已參與英國國防學院的教學研究合作，合併後等於把國家級戰略教育與先進工程能力正式制度化。King’s 高層的聲明也明確表示，合併將擴充英國在應用工程、新環境科技與國家安全上的「能力與韌性」。
美國也有類似格局。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CMU）透過軟體工程研究所（SEI）與資訊安全研究所（CyLab）等單位，串起從基礎研究、政策支援到任務導向工程的完整鏈條。SEI 是國防部資助的聯邦研發中心（FFRDC），長年負責國防軟體工程與資安的研究與治理。
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旗下的喬治亞理工研究所（GTRI）是大型應用研究中心，有 3,000 多名員工，年研究經費超過 8 億美元，範圍涵蓋感測器、武器系統、電子戰、自主系統與測試驗證等國安領域。
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近年在印第安納州與美國海軍水面作戰中心 Crane 分部（NSWC Crane）建立合作節點（Purdue@Crane），專攻高超音速、可信微電子與半導體等國防關鍵技術。
這些只是冰山一角。美國多所頂尖大學設立專門研究所、聯邦資助中心，或與國防機構共址，把研究、工程與政府需求緊密結合。
法國的模式更接近「國家工程體系」：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與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聯盟（Institut Polytechnique de Paris）長期和國防部及軍備總署（DGA）密切合作。
2025 年，法國國防部長親自出席 Polytechnique 校內國防研究機構的揭幕，稱這個機構是「國防部與 Polytechnique 之間的橋梁」，要匯集工程師和科學家，攻克 AI、網安、量子等「與國防主權息息相關的技術」，成為武裝部隊創新的關鍵一環。該校從 2020 年起大幅強化與國防部門的連結，工程教育與軍事需求幾乎已完全整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大幅擴張軍事力量，威脅印太與世界和平，並明文推行「軍民融合」政策，把教育、科技、軍工與產業納入同一套戰略體系。所謂「國防七子」（七所國防科技院校）隸屬工信部、受國家國防科技工業局監管，早就自認是「國防系統的一部分」，數萬名畢業生直接投入軍用技術領域。研究機構分析指出，中國不少高校已轉型為「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單位」，和國防工業的合作與跨領域研究密不可分。
主要國家都在拉近戰略決策與技術研發的距離，把大學當成國家競爭力與安全的重要一環。
商業太空浪潮下的軍民兩用挑戰
商業太空加速發展，把高教與國防推得更近。過去 20 年間，政府主導的航太計畫逐步讓位給民間資本，商業低軌衛星、遙測與太空物聯網等市場蓬勃興起。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報告指出，原本由政府主導的太空領域已演變為「一個新興的經濟領域」，民間企業主導的太空系統對地球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
通訊、導航、監測等太空技術，幾乎全都是軍民兩用。美國總統川普近期簽署行政命令，強化商業航太的發展與監管，明確把太空經濟列為國家競爭策略的一環。
歐盟和美國把半導體、AI、量子等技術納入經濟安全與國防科技戰略後，高等教育體系自然成了供應鏈和技術研發的節點。近年政策文件不斷出現「技術主權（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關鍵技術風險」等用語，可見大學研究和國家戰略利益直接相連。
研究開放與安全管控的平衡
把高校納入國家安全框架也帶來挑戰：學術開放與研究安全要如何兼顧？範疇若不清楚，原本開放的基礎研究環境可能受限，國際合作與人才流動也可能受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與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IS）近年持續強調研究安全，也一再提醒不要因過度安全化扼殺創新與合作。美國研究政策高層就說，美國研究安全的指導原則之一是「保護美國的安全與開放性（Protect America’s security AND openness）」，同時確保政策不因防範風險而「滋生排外或偏見」。
歐洲學界也主張：「研究安全就像學術自由與開放科學一樣，是大學和政府的共同責任；不應只關注單一方面，而犧牲其他價值」。CESAER 等科研組織強調：「在追求研究安全的同時，必須同時兼顧學術自由、開放合作和制度自主」，過度管制反而違背科學創新的初衷。
成熟的制度設計因此多採分層治理：依機密程度和用途區分研究類型，基礎研究維持開放，涉及關鍵技術的計畫則實施出口管制或保密管理。美國等國通常不推動大學全面軍民合一，而是設立應用研究中心、國家實驗室、聯邦資助研究中心（FFRDC／UARC）或共址研發節點，逐步把關鍵能力串起來，兼顧開放與安全。卡內基美隆的 SEI 和 CyLab、喬治亞理工的 GTRI，以及普渡大學在 Crane 的常駐研究所，都是在大學體制之外另外搭起的軍民融合橋梁。
專家建議以「在可能時盡量開放，在必要時適度保密」為原則，並訂出清楚的規範：哪些研究完全開放、哪些需要技術管制、哪些必須保密、哪些能和特定國家合作，讓大學在新局勢下有紅綠燈可循。
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這些趨勢在台灣格外迫切。台灣同時站在半導體、人工智慧、商業太空與無人機等科技前沿，未來的國家競爭力，取決於人才培育、研發能力、產業實力能否和國家戰略緊密串接。
賴清德總統在 2024 年就職演說中提出「五大信賴產業」發展策略，明確把半導體、AI、國防和資安等納入「國家信賴產業」，要成為民主體系的「可信賴技術夥伴」，同時強化國家安全與韌性。
例如台灣的軍工計畫已把國產無人機列為發展重點，並與半導體及資通產業合作，希望建立自給自足的防禦供應鏈。在未來十年的競爭格局下，大學要面對的不再只是招生名額、學術排名或論文數量，而是如何在學術開放與國家安全需求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台灣或許可朝以下幾個方向著手：
深化學研軍合作機制：成立專責的「國家級研究中心」或聯盟，聚焦半導體、AI、航太等關鍵領域，促成政府、企業與大學協同創新，並鼓勵大學設立應用研究院或聯合實驗室，依需求快速把研發成果轉為應用。
分類管理與風險評估：依科技領域與合作對象，推動研究安全分級制度，建立健全的出口管制與風險評估流程，防止關鍵技術外流，同時對國際合作與人才引進保持透明與彈性。
人才與課程培育：在高教課程中融入國防與太空科技，例如開設跨領域碩博士專班、實戰模組訓練，以及與國防部門合作的職涯管道，培養「技術＋戰略」的複合型人才。
國際合作與夥伴關係：善用臺美、臺日、臺歐盟等學術合作平台，交流防衛科技與供應鏈策略，參與國際大學研究聯盟與國防科技合作計畫，並在合作中同步強化研究安全措施，確保成果服務台灣的戰略利益。
維護學術自由與開放：研究安全政策不應成為科研壁壘。政府與大學應公開訂定規範、說明原則，引導師生遵守，同時不壓抑創新；並強化法規與指引的配套（如修法明確界定基礎研究、完善學術倫理教育），必要時保護科研不受短視的政治干預。
King’s 與 Cranfield 兩所英國名校的合併案，不該解讀為全球高教體系的終極走向，比較像是各國調整高教、科技與國家安全關係的一個縮影。
當國際競爭從單純的市場爭奪，轉向供應鏈、技術主權與國家韌性的較勁，各國大學的角色也在悄悄轉變。台灣要看清這股潮流，適時調整本土的教育與研究體系，才能在未來維繫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並在國際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