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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AS 新加坡太空總署成立,面對太空版一帶一路的逼近,新加坡選擇把「中立」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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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AS 新加坡太空總署成立,面對太空版一帶一路的逼近,新加坡選擇把「中立」制度化

中國把遙測、通訊、導航與地面資料平台納入一帶一路,新加坡則以國家太空總署強化自主能力,降低關鍵太空系統受制於單一大國的風險。

從商機到戰略

新加坡成立國家太空總署,表面上的目標是掌握快速成長的太空經濟。放在美中競爭與太空資訊走廊的脈絡下看,這更像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典型做法:把戰略自主落實成制度。

2026 年 4 月 1 日,新加坡政府宣布成立國家太空總署(National Space Agency of Singapore, NSAS),隸屬貿易與工業部,負責帶領新加坡的國家太空願景,目標是成為太空科技的領先者,以及全球太空生態系中可信賴的貢獻者。新加坡已有 70 多家太空相關公司、約 2,000 名專業人員,政府希望運用本地先進製造、航太、微電子、精密工程與人工智慧的實力,接住全球太空投資升溫帶來的新機會。這是產業政策,但不只是產業政策。

2013 年,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與其他部會成立太空科技與產業辦公室(Office for Spa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STIn),目標是掌握太空經濟機會、建立本地太空產業。2020 年 OSTIn 任務擴大,成為新加坡的國家太空辦公室,負責太空產業、太空科技能力、太空政策法規、人才培育、國際夥伴與全球太空治理。2026 年成立的 NSAS,就是把 OSTIn 原有職能升格、集中並制度化。

依官方公告,NSAS 將承接 OSTIn 原有的任務,成為推動太空科技、產業發展與國際合作的主要機構。這是產業政策,也是一次國家能力的重整。

新機構讓新加坡的太空政策從產業扶植走向國家治理,處理範圍不只衛星、公司與研發補助,還涵蓋資料來源、作業能力、法規秩序、國際合作與國家安全。

國家太空總署的實際任務

從任務說明來看,新加坡要建立的是一套太空治理基礎設施,同時支援政府、產業與安全需求。官方文件指出,NSAS 將設立跨部會作業中心,協助政府機關派遣衛星任務、分析地理空間資料,並發展與營運太空態勢感知能力,保護太空資產安全。

新加坡政府目前與 ST Engineering 共同擁有三枚地球觀測衛星,NSAS 未來將評估進一步發展衛星星系,滿足政府需求與赤道區域應用。

這些任務聽起來很技術,政治意義卻很直接。衛星任務指派,決定政府能否即時要求拍攝特定地點;地理空間資料分析,影響港口調度、城市規劃、環境監測、糧食安全、災害應變與海事管理;太空態勢感知,則關係到本國衛星能否在軌道壅塞、太空碎片與潛在干擾下持續運作。

新加坡貿工部在國會書面答覆中也明確表示,NSAS 未來五年將發展太空科技能力,支援都市規劃與港口營運等國家需求,並訂定國家太空法規與政策。

新加坡太空政策十年鋪路

新機構成立是新加坡太空政策的分水嶺,但前面早有十多年的鋪陳。早期的重點在累積工程能力與產業能量,從本土衛星研發到成立專責辦公室,一步步把太空推進產業政策。

早在 2011 年就有一個關鍵里程碑:X-SAT 成為新加坡第一枚本土衛星,參與單位包括 DSO National Laboratories、南洋理工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X-SAT 的目標之一是建立本地衛星工程能力,也能用來監測環境變化、偵測森林火災。

這段經驗後來促成 ST Electronics 衛星系統公司成立,也推動新加坡在 2015 年發射第一枚商業地球觀測衛星 TeLEOS-1。

近年最受矚目的是 TeLEOS-2。2023 年 4 月,ST Engineering 與新加坡國防科技局合作發展的 TeLEOS-2,由印度 ISRO 的 PSLV C55 火箭送入低地球軌道。這枚 750 公斤的衛星搭載新加坡製合成孔徑雷達(SAR)酬載,日夜與全天候都能拍攝高解析影像;在近赤道軌道上,平均每天有 14 次通過機會,應用包括災害監測、環境監測、自然資源管理、氣候與天氣研究、油汙偵測、熱點監測,以及空中與海上搜救。

這些能力對新加坡格外關鍵。新機構把分散的職能集中起來,讓太空成為國家長期經營的領域,新加坡的太空治理也進一步走向國家機構的型態。新加坡看待太空,重點不在發射火箭,而在取得可用資料、建立掌控能力、創造可出口的服務。這座城市國家高度依賴港口、金融與高附加價值製造,太空的價值在實用,不在壯觀。

太空資料成為關鍵基礎建設

新加坡沒有腹地,卻是航運、金融與能源轉運的重要節點。國家安全不只靠軍事能力,也取決於碼頭能否持續運作、供應鏈能否維持韌性、城市治理能否掌握風險。從這個角度看,太空離地面經濟很近,等於城市上空的一張感測網。衛星影像、地理空間資料與通訊備援成了城市治理的一環,太空也就進入地面經濟的基礎層。

新加坡把 NSAS 放在貿工部體系內,看得出政策設計的巧思:用經濟、科技與治理的語言定義太空,把太空嵌入國家競爭力。安全考量仍在其中,但範圍不只軍事防衛,也包括航運不中斷、金融可信任、資料能穩定掌握。這項設計沒有把太空單純包裝成高科技產業,而是放進國家日常運作的系統。城市國家能否掌握太空資料,已和港口、金融的發展緊緊相連。

中國太空資訊走廊進入軌道層

中國的太空政策,讓這套邏輯有了明確的地緣政治意義。北京在 2016 年版太空白皮書中,就把「一帶一路太空資訊走廊」列為未來國際合作重點,早早把太空納入發展版圖。白皮書宣告要持續改善太空基礎設施,整合遙測、通訊、導航,升級空間資訊服務,也提到推動太空資訊走廊建設、加強衛星應用交流,可見這套系統早已寫進官方政策文件。

太空資訊走廊是一整套資訊基礎建設,由衛星、地面站與資料平台組成,模式和傳統的基礎建設輸出截然不同。一般社會不容易察覺太空基礎建設,它通常披著防災、農業、氣象、智慧城市與永續發展的外衣,敏感之處就在這裡:政治風險不只來自軍事協議,更常源自長期依賴。

當一個國家的氣象、災害應變、港口管理都仰賴外部系統,主權不會立刻喪失,政策選項卻可能跟著流失。資料標準、技術介面、雲端平台與演算法,都會成為依賴的核心。新加坡面對的,是小型開放經濟體必經的結構性挑戰:它無法走極端對抗路線,也沒有理由拒絕往來,但同樣不能讓單一大國掌握關鍵基礎設施的底層入口。

中立制度化是新加坡的避險工具

新機構的意義,在於把新加坡的避險哲學放進太空治理:目的不是宣布選邊,而是不讓別人的系統決定自己的選項。

新加坡領導層對這種壓力有清楚的描述。總理黃循財在 2025 年 S. Rajaratnam Lecture 中指出,美中貿易戰帶來的痛苦,各地都會感受到;美國與中國都不希望公開衝突,但雙方不信任加深,誤判可能讓台灣等熱點引發更危險的升級。他也談到全球秩序碎裂,對小型開放經濟體帶來的壓力。

新加坡依賴貿易、金融與跨境供應鏈,不讓別人的系統替自己決定選項,是實實在在的國家經濟安全考驗,不是抽象的外交辯論。

到了太空領域,這套外交哲學變得更具體。新加坡不拒絕任何一方,也不放棄其他夥伴,而是把合作分散到多邊框架與多元網絡中:用國家機構集中權責,用衛星能力掌握資料來源,用太空態勢感知保護資產,用法規建立市場秩序,用作業中心服務國家治理,再透過多邊合作避免單一依賴。

這和新加坡一路以來的外交邏輯一致,重點是在多個制度與安全網絡之間保有彈性,太空只是這套策略的新場域。制度化是主動的策略,並非消極應對,重點在降低基礎設施淪為政治籌碼的機率,而不是自我隔絕。

制度競爭大於軍事威脅

若只把它解讀為軍事威脅,恐怕會錯估連帶影響,更精確的說法是一場制度競爭。中國提供整合式太空資訊服務,以防災與永續的名義進入夥伴國;美國與盟友則透過協議、商業太空與供應鏈安全,建立另一套秩序。小國面對的現實問題,不是選用哪一國的服務,而是能否保留轉換、拒絕、整合與自主判斷的能力。

當衛星資料深入港口、金融與海事安全,誰提供資料、誰訂定標準,就不只是商業問題。太空治理已進入新加坡國家能力的核心,牽動的不只是產業發展,還有政策彈性與國際信任能否維持。

2026 年 3 月,黃循財結束訪中行程後,在香港對新加坡媒體表示,東南亞國家在美中競爭中有共識,不想選邊,希望讓區域保持開放與包容;他也說,東協的做法是與所有主要大國全方位、主動接觸,即使這些大國彼此之間存在困難。這段話幾乎能直接套用到太空:新加坡不會拒絕中國,也不會放棄美國、歐洲、日本、印度與其他夥伴,而是把合作分散到多邊框架與多元網絡中。

NSAS 的國際合作清單,正好呈現這種避險結構。新加坡已與法國、印度、盧森堡、泰國與阿聯簽署太空合作備忘錄,與歐洲太空總署、馬爾地夫、西班牙及湄公河委員會簽署意向書,並計畫在 2026 年與日本簽署合作文件。多邊層面,新加坡參與 ASEAN SCOSA、APRSAF 與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太空委員會,2022 年也簽署了美國主導的阿提米絲協議。

這份清單的重點不在中國有沒有排除在外,而在新加坡刻意不把太空合作押在單一大國身上。法國與歐洲太空總署帶來歐洲規則與科技連結;印度提供低成本發射與區域太空合作路徑;日本提供亞太高標準的科技治理與產業合作;阿聯與盧森堡代表小國以太空經濟建立國家定位的不同範本;東協與聯合國平台則提供多邊合法性。這不是傳統中立,而是網絡化避險。

新加坡案例的啟示

看新機構成立的脈絡與影響,不宜簡化為追趕商機,也不該誇大成對抗。太空資訊服務正在擴散,新加坡選擇把太空能力、法規與資料納入國家制度,確保自己在競爭中仍保有實質選擇權。這個案例帶給各國的警示很明確,也包括擁有完整精密製造與資通訊供應鏈、卻仍面臨龐大壓力的臺灣。

若把太空政策窄化為衛星製造、科研或產業補助,就無法完整回應地緣政治下的基礎建設現實。新加坡先把太空治理變成國家制度,這是亞洲其他小型經濟體最需要讀懂的訊號。討論太空政策時,焦點常只放在科研或補助,這些都很重要,卻還不夠。

當太空資料與態勢感知已成為基礎建設,每個國家都需要更高層次的架構來處理。新加坡的經驗提醒我們,太空政策牽動安全、外交彈性與資料治理,身處更高風險地緣環境的國家,處理這個問題更是急迫。

結語:小國的太空選擇權

下一階段的國際競爭中,太空將成為資料與風險交會的基礎層。大國用它擴張影響力,小國則必須思考如何保留選擇權。新加坡選擇把中立落實成機構、預算、衛星與法規網絡。當太空資訊走廊逼近東南亞,這座城市國家的回應不是遠離防區,而是不讓自己被任何一個大國的系統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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